我国生殖健康面临严峻挑战 [复制链接]

生殖健康科技发展专题之一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然而，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部门所作的调查显示，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人口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正在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其中特别严峻的生殖健康状况，对人口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人工流产率尚在较高水平。目前我国每年仍有600万~1000万人次的手术流产，用于流产药物的年销售量也已达到1200万~1300万人份，而每年人流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病数在6万~10万左右。据沿海某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因避孕失败而不得不进行人工流产术者占总人工流产人数的46%。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城市，未婚育龄妇女的人流率高于已婚育龄妇女。

出生缺陷人口负担依然十分严重。根据专家的估计，我国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应在40‰-60‰，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儿高达80万-120万例，即每出生20名婴儿就有1个是出生缺陷儿。如此逐年积累，后果十分惊人，将严重地影响我国的人口质量。出生缺陷所导致的疾病负担正日益突出，并己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我国城市最近的死亡监测数据，每3名婴儿死亡就有1名是由于出生缺陷导致的。在1000多万智力残疾人口和800多万14岁以下残疾儿童中，先天性致残､致愚者占一半以上。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有升高的态势。

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流行。生殖道感染主要发生于性活跃期的育龄人群，对他们身体健康､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并可造成新生儿先天性感染､出生缺陷甚至死亡，从而影响出生人口质量。我国计划生育门诊就诊的妇女中，RTI患病率一直较高。1999年我国8种法定性病报告总数超过80万，报告发病率为67.14/10万，但实际发病数要远远高于报告数值，且每年都以20%-30%的速度增长。大量研究已经证实，HIV感染与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的流行息息相关。患有生殖道感染的病人，在暴露同样的危险因素情况下，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将会增加1.5-18.2倍。

艾滋病已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据最新全国流行病学调查估计，目前全国31省均有HIV/AIDS疫情报告，全国现有HIV感染者84万人，其中现有病人估计数为8万。1985年至2003年6月底全国累计HIV感染者估计为85万-120万。以此测算成人HIV/AIDS感染率约为0.09%-0.14%。我国艾滋病流行呈现如下特征:流行范围广，全国低流行，局部高流行：全国艾滋病疫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传播模式及途径发生变化：疫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环境污染对生殖健康的危害性在增加，其中化学污染物的作用尤为严重。我国有关课题组通过对1981~1996年16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北京､上海等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726人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成年有生育力的男性，精子数目降低18.6%，精子活动率降低10.4%，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降低8.4%，每次排精总数降低26.2%，精液量降低10.3%。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男性精液质量呈下降趋势，与大部分国家的报告相一致。女性生殖相关疾病的病因学研究提示，环境中大量的环境类激素污染物是造成东方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疾病与肿瘤发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此外，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还可能引发流产､宫外孕､月经失调､子宫内膜病变：许多资料还表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可影响胚胎发育，使隐睾､睾丸癌及尿道下裂等发病率增加。

生殖系统相关疾病与肿瘤发生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我国新婚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呈上升趋势。此外，近二十年来，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我国某些地区女性乳腺癌和宫体癌的年龄调整发病率，分别从1972-1974年的18.3/10万人和2.5/l0万人上升为1993-1994年的27.5/10万人和4.4/10万人。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生育期妇女常见妇科疾患，常合并不孕症，发病率在5%-10%不等，也有增加的趋势。

生殖健康科技发展专题之二

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我国生殖健康存在的严峻现实，导致生殖健康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避孕节育药具。一是现行的避孕节育方法存在着安全性､有效性、可接受性方面的诸多缺陷。二是缺少可供选择的男性避孕方法，男性避孕面临着“可逆的男用方法不可靠，可靠的男用方法不可逆”的困境。三是特殊育龄人群的避孕方法欠缺，如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没有既不影响哺乳、又具有良好效果的避孕方法。四是近年来虽有多种新的避孕方法和品种上市，如皮下埋植、长效避孕针狄波普维拉、三相口服避孕药和妈富隆以及TCu380A、母体乐Cu375、Y型宫内节育器等，但由于服务提供人员的接受性、使用者对副反应的耐受性、价格、供货渠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进展缓慢或受到阻碍。四是新型生物材料的研究和开发迟缓。例如，长效缓释皮下埋植剂和针剂、释药IUD和阴道环、透皮贴剂，特别是免疫避孕技术和自调节药物控释技术等都需要性能优良的、特定的生物材料。其研究和开发的迟缓直接影响了新型避孕节育药具的发展。

二、生育调节技术评估和药具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生育调节技术较其它类型的药物或医疗技术的使用都更为广泛，而且是长期使用。尽管使用生育调节技术的规模和种类都日益扩大，但是，农村地区的卫生条件较差，患有妇女病和地方病的妇女使用生育调节方法的长期安全性如何，以及从发达国家获得的有关研究结果能否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三、预防控制出生缺陷和重大生殖相关疾病的技术。以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为目标，努力满足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性病及艾滋病控制、环境污染对生殖健康影响控制和国民生殖健康水平提高的重大需求，特别是根据以人为本、面向人群、立足社区的原则研究开发新的技术，是实现人人享有生殖健康的主要途径。但是，我国对预防控制出生缺陷和重大生殖相关疾病的技术储备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缺乏适合基层推广，特别是农村推广应用的适宜技术：二是缺乏以中国人群生殖健康流行病学数据为基础的重大生殖相关疾病筛查技术，特别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监测技术平台：三是缺乏临床实用且可控的多种生物标记物高通量联合分析筛查检测技术：四是尚未进行以实现生殖相关疾病个性化防治为目标的技术研究开发。

四、生殖健康医药生物技术。在生殖健康医药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主要表现在：一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加快了生殖健康科技新生长点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殖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开发：二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生殖健康促进及其疾病的预防控制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三是生殖健康疾病筛查、诊断技术在未来医疗保健、生殖健康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生殖保健中的比例将会大幅度提高。

我国在生殖健康医药生物技术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支撑的生殖健康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开发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更是寥寥无几，从事该领域开发的企业也缺乏核心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二是我国基本生殖健康技术服务仍得不到满足。据国内一些专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全国10%的夫妇有不育不孕症、成年男性性病患者达到6.5%、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率达到45%以上、每年出生各种缺陷患儿约100万，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是巨大的。

五、生殖健康信息技术。从总体上看，全国计划生育系统信息化建设还远不能适应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尚未建成全国生殖健康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形成完整的全国性生殖健康电子档案，因而给大量的流动人口管理造成了困难，也不利于开展对育龄群众的优质服务。二是尚未建成全国计划生育科技网络平台，包括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远程诊断系统，以及生育、节育及不孕的监测系统等，特别是对育龄群众生育和节育的监测、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的监测、出生缺陷的动态监测、以及主要危害妇女生殖健康的疾病监测等。三是缺乏远程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具有交互能力的远程教育系统，还无法做到主动地、智能地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及时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知识。

生殖健康科技发展专题之三

为了满足百姓不断增长的生殖健康需求，提高我国生殖健康科技水平，北京大学人口学家郑晓瑛、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科技司原司长萧绍博等专家认为，我国应当集中资源，攻克在国内外具有一定领先地位、又是生殖健康适用技术的科研难题。他们建议，可重点对八大领域的生殖健康科技开展研究及产业化攻关：

一、加强人类生殖基础理论研究。从分子和细胞水平研究包括配子发生、卵泡发育、胚胎植入、胎儿发育的规律，揭示人类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分子机制；建立和完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平台，以及用于功能评价的体内外模型；筛选生殖各环节中的关键功能基因和蛋白，寻找具有潜在抗生育作用的新靶点，为发展多种新的避孕手段提供理论支撑；阐明生育障碍和妊娠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为发展防治的新技术、新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二、开展重大出生缺陷的基础研究。开展重大出生缺陷的遗传和环境基础研究，确定致病基因及其缺陷，开发产前诊断新技术；针对我国重要出生缺陷疾病，在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上阐明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建立出生缺陷发生相关的生物标记组合，为开发出生缺陷筛查检测技术奠定基础；开展出生缺陷长期监测性研究，在宏观水平上寻找出生缺陷危险因素和主要致畸物，重点阐述原生环境和环境污染、营养、生殖道感染、常见职业危害等与出生缺陷发生的关系，研究其干预措施；建立以现代医学遗传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物理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无创高效的，以及多种生物标记物联合分析的出生缺陷筛查诊断技术平台。

三、发展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新方法和节育新技术的研究。长效避孕新方法主要包括新型能缓释药物的IUD、口服长效片剂、皮下埋植剂（含生物降解型）等，特别是免疫避孕针剂，这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具有独特优点及潜在需求的全新避孕节育技术；还应研究妇女能自主决定使用的避孕节育新技术，重点支持一次性给药的紧急避孕药、使用对象可自行使用的“即用型”避孕针剂和含药阴道环制剂等；随着各种生殖道感染发病率的逐年上升，特别是性病／艾滋病的迅速蔓延，应重点发展兼具避孕和预防生殖道感染双重保护功能的避孕节育新技术；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男用激素避孕方法作为其优先研究领域之一，因此要加强发展安全、有效、可逆的男性避孕方法和节育新技术。

四、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努力发展新型生物材料。发展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降解型药物控制释放材料，将有助于研发新型的生物降解型皮下埋植剂及长效避孕针剂，从而彻底消除目前临床使用的皮下埋植剂在药物释放完后需手术取出时给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以及大大延长目前临床使用的避孕针剂的有效性；加强具有提高抗原免疫原性的生物材料的研究，促进免疫避孕针剂的开发；开展智能型生物材料的研究，加速开发能根据生物体内激素变化而自我调节避孕药释放的新技术；发展适合于不同新型避孕节育新技术新方法的生物材料，如缓释药物的阴道环、IUD、贴皮缓释制剂等。

五、加强开展环境因素对人类生殖的影响研究。通过研究阐明我国环境污染对人群生殖健康危害的基本状况，确定我国主要生殖健康危害的环境污染因素；探索重要环境污染物导致生殖健康疾病的机理，寻找有效的预防、监测、诊断方法和技术；建立和发展环境与生殖健康关系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建立我国主要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生殖健康影响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开发相关的监测技术和产品。

六、开展生殖道感染／艾滋病及其他重大生殖系统疾病的研究。利用我国丰富的疾病资源和流行病学现场，开展常见生殖道感染与艾滋病、宫颈癌等重大生殖系统疾病病因学关系的研究，阐明这些重大生殖系统疾病在不同民族间的易感性；开展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规律的研究，以及与口服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关系的研究等，进行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场流行病学研究；建立适用于我国的HIV感染早期、快速、简单的检测方法，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从而为我国HIV感染的早期检测、新发病例的发现与报告等提供技术支持；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HIV母婴传播阻断的评价方法，建立方法简单、经济、可操作的阻断母婴传播的评价方法。

七、建立和健全避孕药具的市场后监测体系。建立并完善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制度、规范以及标准，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发展方向是以产品为中心的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与以疾病控制和健康促进为宗旨的生殖健康状况监测相结合，与以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监测相结合。

八、重点发展新型生殖健康医疗器械和诊疗技术。根据计划生育基层服务网络的特点，重点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技术服务专用设备。重点支持研发高清晰度超声诊断仪、乳腺癌早期诊断技术、适合于生殖道感染治疗的系列化产品，特别是医疗器械与药物相结合的现代医疗器械；研发远程诊疗关键技术，重点发展TMS方案（围绕一个医疗目标，将分散、独立工作的相关设备优化组合构成一个仪器系统）及其医疗仪器系统，特别是围产期、更年期等不同生理阶段及不同疾病的TMS方案及其医疗仪器系统。

专家们建议，具有生殖健康科研能力的企业、科研院所在开展生殖健康科技研发时，一是要注意选择自己拥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开展研发，集中自身资源进行攻关；二是要注意整合相关领域的科研能力，开展开放式研发；三是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多数研发属于应用技术，要注意其产业化前景；四是在攻关中要不断跟踪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进展情况，及时吸取其研发成果，避免重复研发；五是注意与国家鼓励政策相结合，争取国家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