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男女性爱的自然生殖，20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引致对传统伦理的颠覆，而法律却站到了传统伦理的对立面，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现代化现象。
所谓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的目的。它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以及各种衍生技术。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尤其是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体外受精婴儿诞生以来，各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迄今为止，全世界依靠辅助生殖技术来到人世间的婴儿数已超过30万。
辅助生殖技术的诞生和改进，给千百年来为不孕所苦恼的无数家庭带来了福音，使这部分夫妇重新点燃起生儿育女的希望之火。然而，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技术一样，辅助生殖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法律上可以允许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实践证明，只有从法律上加以规范，这种先进的生命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为此，许多国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和规定。
我国卫生部为了保证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安全、有效和健康地发展，规范这一技术的应用和管理，保障人民健康，于2001年2月20日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同年5月18日，又根据这两个“办法”的精神，印发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和《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四个附件。这些规定已于2001年8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
卫生部的这些规定，对于国内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和普通百姓关心、争论的有些问题，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但是，人类辅助生殖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有不少问题的争论还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下去。
混淆的家庭、社会伦理关系
人类自然生殖的历史，有着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漫长的自然生殖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之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以及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家族，其根本特点是几近绝对的稳态存在。父母子女的关系不会混淆也不容混淆，与此相关枝枝蔓蔓延展开来的叔侄、甥舅等等堂亲、表亲关系，同样不会混淆也不容混淆。任何混淆，都事涉“乱伦”，不仅受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且要受法律的苛刻制裁。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的统治者，出于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保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绝对稳定，以极为严厉残酷的法律法规来加以维护，尽管他们自己是后宫七十、嫔妃三千，淫荡无度，“乱伦”到难以复加的荒唐程度。
人们的思想是其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的反映。天长日久的自然生殖及与之相关的伦理准则、法律规定，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法律规范，是不可逾越的。
但人类的辅助生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尤其是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 AID），使用丈夫以外男子的精液，注入希望生育孩子的妇女体内使之受孕，因此也被称为异源人工授精、非配偶间人工授精。纯粹从自然关系的本质上看，这和妻子偷情、与人通奸而怀上别人的孩子是毫无区别的，因为它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彻底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社会关系。丈夫与孩子不再具有血缘关系；孩子不可能与丈夫形象酷肖；由于把丈夫和子女之间的遗传信息传递切断了，丈夫本可能带给子女的种种遗传基因及其作用，统统不复存在。连类而及，这个以“试管婴儿”形式离开母腹来到人世以后的孩子，与丈夫家族其他任何人的关系，不再是自然生殖前提下产生的那一切关系。不但家庭被搅乱了，家族也被搅乱了。与此相关的是，思维定势所及财产继承权的兑现，抚养与赡养义务的履行等等，都会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
这里还没有讲到“借卵”、“借腹”以及“借精”、“借卵”又“借腹”等所引致的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显然会比单纯的供精人工授精更加严重、更加彻底地破坏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稳态长存。一切皆动，一切皆流，“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一切都在历史长河的瞬息之间变得“面目全非”了。
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
以上种种，还仅仅是表层的，可以“亲眼目睹”的伦理问题；从深层讲，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还必定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引起一系列法律关系的变化。举其大者，约略有如下几端。
（1） 法律上亲子关系的复杂化。
在人类的辅助生殖中，无论是供精人工授精、供精体外受精，还是接受受精卵或胚胎赠送进行移植，凡是使用了丈夫以外男子的精子的，孩子遗传上的父亲就是精子提供者，这就造成了生物学父亲与社会父亲分离的现象。
人工授精一般不会使用妻子以外女子的卵子，而体外受精则不一定非用接受移植的女子的卵子不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育夫妇可接受卵子赠送或胚胎赠送。因此，即使是由妻子妊娠分娩的，也有可能卵子是来自其他女性，这就出现了两个母亲的问题。
（2） 单身妇女可否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
单身妇女的范围，应包括未婚女子、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同性恋女子也应属此列，但我国法律不认可同性恋。
我国卫生部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对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对此，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赞同者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单身妇女仅一个人，如果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而生育孩子，属于计划外生育，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同样的道理，单身男性也不能利用这项技术生育子女，更何况单身男性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获得孩子，还涉及到代孕母亲问题。
反对者认为，生育权是人权的一种，单身女性也有生育孩子的权利，当然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孩子。
（3） 妻子是否可以不经丈夫同意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日本曾发生过这样一例供精人工授精纠纷案：丈夫向法院提出不知道妻子使用了他人的精子，孩子不是自己的，要求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这对夫妻1992年结婚，1996年其妻接受供精人工授精，而妻子说使用他人的精子是告诉过丈夫的。1998年1月大阪地方法院作出判决，以没有夫妻双方签名的同意书为由，认可了丈夫的主张。这对夫妻在判决书下达之前离婚，孩子没有了父亲。
（4） 可否使用亲属的精子进行辅助生殖。
现在已经出现要求使用丈夫的兄弟或其他亲属的精子，进行供精人工授精的情况，甚至 “媳妇可否使用公公的精子进行供精人工授精”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我国卫生部文件中，虽然没有直接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但从相关条文中可以找到答案。文件规定夫精人工授精可使用新鲜精液，但供精人工授精必须采用冷冻精液。利用供精实施辅助生殖技术，捐赠者与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须保持互盲。除精子库负责人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查阅有关供精者身份的资料和详细地址。捐赠精子者也不能追问受者与出生后代的信息等情况。涉及伦理问题的，应将问题提交由医学伦理、社会学、法学、医学等有关专家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须保持互盲。实施供精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与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签订供精协议，严禁私自采精。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为当事人保密，不得泄露有关信息。以上规定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国不允许把亲属的精子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精源。问题在于，在互盲情况下，如何避免精子“盲流”而致亲属怀孕。
（5） 孩子的知情权问题。
依靠辅助生殖技术所生孩子的父母是不育夫妇，孩子与精子、卵子的提供者没有亲子关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贯彻、落实互盲和保密的原则就非常重要。
但是，互盲和保密也带来了令人头痛的、通过这一技术所生孩子的出身知情权问题，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孩子是否有权知道谁是自己的遗传学父母？孩子长大后结婚，如果对象也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所生的孩子，可否要求为避免近亲结婚而查询遗传学父母？按照互盲和保密原则，孩子是无法做到的。对于孩子的诞生过程，完全隐瞒辅助生殖事实和遗传学父母信息，不能说是对孩子的尊重，而且显然不公平。但保护孩子知情权又很可能伤害供精者、供卵者的隐私。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英国在一定条件下认可孩子的这种权利，德国规定经医师会批准可以了解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信息，瑞士规定可以获得特定提供者的信息，瑞典明文规定孩子有这种权利。当然，也有一部分国家像法国那样，规定孩子是没有出生知情权的。在考虑解决不育夫妇的生育问题的同时，确实有必要站在下一代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
（6） 近亲繁殖问题。
人群中不少人携带着遗传病基因，其中一部分人属于隐性的携带者。携带者自己并不发病，但携带相同隐性遗传病基因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出生的孩子就可能发病。人类倘若不控制这种结合，痴呆、低能、各种癌症、血友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将大大上升。而血缘相同或相近的人必然携带某些相同的基因，也就是说有可能携带某种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得结婚，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中，一个供精者的精子往往会被用于多名妇女，而捐赠者与受者、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之间又是互盲的，这就会增加近亲结合的概率，增加后代患遗传病的机会。另外，出自同一人精子培养的孩子，长大后如果相爱成婚，更会导致出现有悖道德和常理的亲兄妹或亲姐弟结合的尴尬情况。
我国卫生部已对供精者的年龄、健康条件、所提供的精子质量等作了严格的规定，并规定一名供精者的精子最多只能提供给５名妇女受孕。这样，无疑能大大减少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降低人们所担心的近亲繁殖的概率。尽管如此，仍旧存在近亲繁殖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7） 人工生殖技术的商业化问题。
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等与生殖相关的东西，可能以各种形式成为工具，甚至成为商品，这是危害人类辅助生殖使之异化为非人道行为的严重问题。
世界上，在提供精子和卵子方面，英国、法国、瑞士、瑞典等国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州，都规定了本人同意、无偿和匿名三原则。德国禁止提供卵子，美国则无限制。
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赢利为目的，进行精子的采集与提供活动，但可给予捐赠者必要的误工、交通和医疗补助。
我国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规定这类提供必须是无偿的，规定这种行为是一种自愿的人道主义行为问题。这一做法，无疑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但问题是，我国迄今为止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中所使用的精子，除一部分来自受者的亲友外，其余的大多来自有偿提供，真正无偿提供的很少。卵子的来源更少，目前国内尚无卵子库，卵子的来源也多为亲友的捐赠或为了金钱利益的女子所提供。而今后随着互盲原则的落实，患者的亲友未必再愿意捐赠，加上从妇女体内取出卵子，或多或少会对妇女造成一些伤害，愿意捐出的人会更少。因此，卵子的来源不足或许会影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如何妥善地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今后的一道极其重要的课题。
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还远不止以上这些。现在关注、研讨这些问题，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窃以为，解决之道在于二：
其一，凡能以合理的法律加以规范的，抓紧制定法律规范之，以求统一法度、统一行动，而不致各行其是。
其二，凡暂时不能立法加以规范的，对有关的争议，应当以下列共识为基础有序展开：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和社会进步的火车头，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止；二是随着科学技术包括生命科学的发展，科技社会关系包括生命社会关系必将随之改变，形成新的生命社会关系；三是一切陈旧的伦理观念、伦理规范、法律观念、法律规范，都只能随着生命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一切固步自封的陈旧伦理卫道思想、卫道行为，都必定会被历史所抛弃。
